南韓義工服務後感｜在脫北者議題旁邊，重新理解「參與」的重量

義遊人 Frank

留下來，不只是想多住一陣，而是想走近一個很少被好好談論的議題

有些義工經歷，是因為一早鎖定某個議題、地方而出發；也有一些，是在一段人生空檔裡剛好遇上。這次在南韓參與與脫北者相關的義工服務，比較接近後者。起點並非浪漫的理想，而是一個很實際的念頭：身處南韓數月，希望把停留的時間拉長一點。若用那段延伸出去的日子，走進一個與自己原本學習背景相連、又足夠真實的社會議題裡，而不只是觀光旅遊，或消磨時間，似乎是個好主意。

這段經歷有點天時地利人和湊合而成的。一方面，本身具有社會科學相關訓練，對國際關係、法律、非政府組織等議題本來就有興趣；另一方面，交換學期結束後，問過自己：「若能在當地再留一段時間，最有意義的方法是什麼？」。單純繼續觀光似乎不足，於是決定找一個脫北者機構做義工，看看課堂上十幾分鐘帶過的議題在世界運作的模樣。

就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接觸到一間位於首爾、專門支援脫北者的NGO。這類機構的工作固然幫助離開北韓的人盡快適應南韓生活，包括語言、日常生活與融入新社會。這種機構對港人或我的特別之處，除了在於服務一群鮮有接觸到的人及工作，更在於了解一整個長期存在、卻不一定常被主流新聞持續關注的現實。

這也是整段義工經歷最特別的地方。走近機構，看看一個議題如何被理解、被整理、被記錄，及被轉化成可以對外溝通的內容。很多時候，真正的接近的方法並不只是立刻與服務對象建立深厚關係，也可以先從理解整個系統開始。

機構真正處理的，不只是「幫人適應生活」，而是一段被迫中斷的人生

只用一句話去形容這間機構的工作，可以說成「支援脫北者適應南韓生活」。這句說話沒有錯，但仍然太輕。因為當一個人逃離北韓，面對的從來不只是那麼簡單，而是一整套生活系統的轉換：語言使用、社會規則、日常節奏，都要重新學習。機構協助脫北者學習英語、應付南北韓各種生活差異，其實是在讓一群人重新學習如何在一個不完全屬於自己的地方生活。

而這份不屬於自己的感覺，正是整個議題最複雜之處。因為就算來到南韓，並不代表一切已經結束。對部分脫北者來說，南韓未必真的是最終的「家」，更像是一個暫時停留、甚至只是中轉的位置。心裡真正想回去的地方，仍然是原本的家鄉。但那個願望會否發生、何時發生，沒有人能夠回答。於是，很多人一方面要努力適應眼前的現實，另一方面又未必能真正把自己放進那個新社會之中。

這次義工從一開始便不是「去幫人」那麼簡單，而是去接近一個本身就沒有簡單答案的現實。從物質條件、制度適應，到文化與心理，他們都面對着比一般人更複雜的處境。這些 NGO 某程度上像是在救急，幫助人先撐過最艱難的過渡期；但更長遠的問題，例如能否真正穩定地生活下去、能否不再依賴支援、能否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，並不是單靠一間機構就能徹底解決的事。

比起直接接觸對象，更多時候是辦公室工作

很多人聽到義工服務，第一時間可能會想像到義工與服務對象面對面交流，聆聽很多故事，甚至參與前線支援。然而，這次的工作內容，並非如此。內容反而更接近 NGO的日常辦公室運作，是另一種不那麼顯眼，卻很關鍵的工作方式。

辦公室有不同國家的學生與義工。其中一個原因，是它本身需要持續整理北韓相關議題，向國際社會提交報告，並讓處理北韓事務的委員會存檔。報告每年有不同主題，內容圍繞北韓內部的人權問題及實際情況。

曾經參與的那一期，正好聚焦在電子器材與資訊接觸的使用情況，例如能否使用手機、電腦及上網。這個主題之所以重要，除了關乎科技，背後更反映了資訊控制及文化審查。當時機構曾向 200 位左右的脫北者做問卷調查，內容圍繞他們過去在北韓接觸電子器材的情況。重點是了解日常行為在北韓脈絡下，為何會變得敏感，甚至可能帶來後果。

當時負責的是調查及整理工作，協助機構把原始資料慢慢變成可閱讀、可分析、可對外溝通的內容。數月間的工作有撰寫問卷、修正內容、收集結果，製作圖表，最終拼湊成脈絡完整的內容。

這種工作聽起來雖然不如前線服務那樣「有感」，但實際上卻同等重要。因為很多議題之所以能被看見，不只靠一兩個震撼故事，而是靠一份份整理過的資料、一個個能夠讓外界理解現況的細節。辦公室裡的工作雖然安靜，卻是在替一整個議題建立走進其他地方。

語言不是最大的門檻，真正困難的是把自己做過的事，完整而準確地說出來

結果整理後，機構找來專門研究北韓人權與政治議題的教授，進一步檢視問卷成果，需要用韓文解釋清楚。當時即使具備日常溝通程度的韓語，但要把問卷結果及具體發現完整地講出來，難度完全不同。尤其當內容牽涉到較抽象的描述，例如以甚麼統計方法量度電子器材使用模式，或者統計數字後的意義。這些不是生活會話就能應付的程度。

於是，那段時間最有趣也最狼狽的地方，就是不斷在幾種語言之間找路。雖然報告內容的韓語，可以勉強專攻，先掌握專業詞彙及商業語言。不過，教授臨場提出的問題讓我卡住，不能輕易用韓語解釋。這時唯有轉用英文解釋，再讓其他義工及同事協助翻譯。這種語言不足，實際上卻也是一種很誠實的學習：會開始意識到，術業有專攻。不同能力，兩者甚少有同一水準。發現自己的弱點後，更需要與別人合作。

這把「參與」這件事拉回很現實的層面。義工既不是去了就自然有貢獻，也不是只要有心就一定足夠。能力如語言、知識背景，甚至溝通技巧，都會決定自己能做到多少。這種認知未必令人熱血，卻非常重要。因為它迫使人誠實地面對：自己做得到甚麼，又做不到甚麼。而這種誠實，往往正是成長開始的地方。

沒有很多直接對話，卻更清楚看見「不能替別人說話」這件事有多重要

一般想像義工服務，可能是直接接觸，與對象交流，但這次在 NGO 裡，與脫北者的直接互動其實不多。他們偶爾會到辦公室接受訪問，不過與他們深入對話的人，通常是機構總監，或者具備流利韓語的義工。對外國義工而言，因為語言限制與分工，能直接與他們交流的機會並不多。

這份距離感，其實很值得反思。脫北者議題本身已經充滿政治、歷史與人權的複雜層面。若只是短時間接觸、又未真正理解脈絡，就急於把自己放成「理解者」或「代言人」，很容易把事情說得過於簡單，甚至變成消費別人的苦難。相反，正因為沒有太多直接接觸，反而更能意識到一點：自己能做的，也許不是替誰發言，而是把手上那份工作做好，讓議題被更準確地呈現出來。

這種位置未必最有光環，卻很踏實。它不浪漫，也不戲劇化，但它提醒了參與一切社會議題時都很重要的一件事：有時最負責任的做法，不是站到最前面，而是先確認自己是否真的理解、是否真的準備好、是否真的有能力承托那個故事。

最大的改變是更清楚自己為甚麼要去做義工

當一段義工服務結束後，很多人都喜歡問：「有沒有改變你的人生？」。真正深刻的經歷，有時是把原本模糊的想法，慢慢推向更清楚的位置。這次在南韓的義工經歷，帶來的正是這種改變。

一開始，也許仍然帶着某種很普遍的想像：覺得這是一個嚴肅而重要的議題，也知道當中的人很不容易，所以想靠近看看，想了解更多。到最後留下來的，並不是一種「我真的幫到很多」的滿足感，反而是一種更誠實的理解——原來兩個半月的義工服務可以看清楚自己在其中究竟能做甚麼、不能做甚麼。

這種意識，並不令人消極，反而令人更踏實。因為它把義工服務從一種容易被浪漫化的想像，拉回到一種更成熟的態度。未來若再參與其他社區服務，特別是經濟條件較差或處境較艱難地區的項目，仍然會有興趣，也仍然願意保持開放；但那份開放已經不再建基於「我要去解救誰」，而是更清楚知道，自己進入一個地方，很多時首先是去理解、去體驗、去重新校準自己的世界觀。

這並不是把義工變成自我成長遊戲，是承認一個事實：很多結構性的問題，本來就不是幾個義工、幾個月時間可以扭轉。若硬要把自己想像成救世者，最後往往只會高估自己的位置。相反，當願意承認體驗本身也有價值，承認理解世界與理解自己同樣重要，參與才會變得更真誠。

也許這正是這段經歷最珍貴的地方。它沒有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，沒有把複雜議題說成勵志故事，也沒有讓人帶着一種「我完成了一件偉大事情」的錯覺離開。它留下來的，是一種更安靜、卻更長久的改變：往後再面對任何義工服務、任何弱勢處境、任何國際議題時，會更在意自己實際做了甚麼，也更願意承認自己做不到甚麼。而這份清醒，本身就是成長。